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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逐渐安静下来。
第二天,直到下午,他都没有醒。
马蒂尔德还以为他是太累了:让他安安稳稳地多睡一会儿吧。
她什么都想到过,就是没想到诗人会这么突然就离去。
医生对她说过,癌症已经控制住,如果不发生意外,诗人还可以再活5—6年。
他一直头脑清醒,关注着一切。
22日上午,他和画家内梅奥·安图内斯谈论形势。
在政变后不到两周,他就预言,政变当局将长久统治智利。
他不幸言中了,军政府统治智利长达16年之久。
这位画家,成了聂鲁达生前接待的最后一位客人。
3个忧愁的女人:马蒂尔德、诗人的妹妹劳拉、一位亲密朋友特雷莎·阿米尔,一直守候在诗人床前。
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诗人动了一下。
太好了,他要醒了。
马蒂尔德俯下身去,只见一阵轻微的颤抖掠过他的全身,然后,他再也不动了。
诗人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他从前一夜的噩梦中径直走向了死亡。
这是1973年9月23日夜里10点半,政变发生后的第12天。
聂鲁达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他的心碎了。”
聂鲁达以生命履行了自己庄严的誓言:
但是,我却深深眷恋着
我那寒冷的小小国家。
如果必须死一千次,
我只愿意死在那里:
如果必须生一千次,
我只愿意生在那里:
依傍着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着从南极吹来的风,
倾听着刚刚购置的钟的奏鸣。
——《伐木者醒来吧》
送别
劳拉在哭,马蒂尔德像傻了一样愣在那儿,欲哭无泪。
只有特雷莎·阿米尔头脑清醒地操持着,她催促马蒂尔德找衣服。
她们给聂鲁达穿上他平日喜欢的一件鲜艳的方格衬衣,外面套上近于咖啡色和红色之间的大方格外衣,把一条红丝巾围在他的脖子上。
一口灰色的棺材抬进来,很丑陋,但总算不是黑色的。
马蒂尔德特别嘱咐过,要浅色的,聂鲁达不喜欢黑棺材。
他们曾戏谑地谈到过死,诗人说:“太可怕了,棺材都是黑色的。
为什么没有浅色的、鲜艳的,甚至木盖上有小花的?”
而现在,马蒂尔德就守在一具灰色的棺材前。
她轻轻把诗人的头扶正,让他躺得舒服些,正像20多年前在墨西哥,诗人的病床前一样。
她还没意识到死亡已经把他带到另一个世界,只觉得他仍然需要她的精心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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