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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信件很快就追踪而至,源源不断地寄到了阿尔维蒂娜比利时的住处。
这些信,一如既往,满载着思念和爱恋。
但不容忽视的是,其中增加了新的重要内容:敦促。
诗人要求阿尔维蒂娜尽快到东方来和他结婚,为此他已做好了一切准备:他已得到了结婚批准,申请了必需的经费……他再不能忍受孤独的折磨,他已经受够了。
诗人郑重地对阿尔维蒂娜说明:这是决定他们在生活中能否走到一起的最后机会。
如果她执意不来,他将不得不和别人结婚。
这不能怪他无情,最残酷的是她不肯来。
因为,诗人从来没有像爱她那样爱过任何人!
他周到而具体地告诉阿尔维蒂娜应该怎么乘船来,什么时间,该在哪儿上船……焦灼的领事每天都在想:她今天可能会到?
诗人在让人厌烦、痛苦、麻木的孤独中焦急地盼望着、等待着,受着煎熬。
他经常不得不一连几周缄口不语,因为找不到一个人可以交谈,甚至和仆人都找不到谈话的机会,根本不需发号施令,这个比影子还要安静的仆人就安排好了一切。
诗人的焦灼、失望以至愤怒,都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倾诉。
他曾把在街上游荡、无家可归的狗抱回来做伴,没想到这些狗也如此无情无义,吃饱了肚子就跑没影了。
他甚至怀疑起自己还会不会说西班牙语。
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要求他们寄一本西班牙语字典来,在这种几乎没有机会用西班牙语的环境中,他非常担心自己在写诗时会犯文法、拼写上的错误。
诗人焦急地、长久地、无望地等待着,他等到的是从比利时退回的他寄给阿尔维蒂娜的挂号信,信上批着:退回原处,他绝望了。
当阿尔维蒂娜返回康塞普西翁后,诗人写去了一封绝交信。
他原本希望阿尔维蒂娜能成为自己的妻子,以了他们多年爱情的夙愿。
但是……现在,他要求:销毁留在她手中的他的所有信件和物品,退还他给她的所有照片。
特别是那张用挂号信寄到布鲁塞尔的、诗人穿孟加拉服饰照的照片,他请她立即退回,说有急用。
“永别了,阿尔维蒂娜。
忘掉我,但要相信,我唯一的希望是你能幸福。”
这是一封绝交信,但并不是诗人给阿尔维蒂娜的最后一封信。
1932年,聂鲁达回智利时还从圣地亚哥给阿尔维蒂娜写过几封信。
他报告一个她已经知道的消息:“你一定知道我已于1930年12月结婚。
你不肯帮助我摆脱的孤独使我越来越难以忍受。
你应该理解,我这么多年过的是被流放的生活。”
诗人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不想让你难过,但是我觉得你做得太不对了。
我在所有的电报、所有的信件中都说得很清楚,你一到科伦坡我们就结婚……阿尔维蒂娜,我已经得到了结婚批准,申请到了必需的钱……但现在我妹妹却说我是要求你去科伦坡和我同居而不是结婚,因此你拒绝了,还说:决不!
你为什么要说假话呢?你的不理解,已经让我非常痛苦,现在还得忍受你的中伤……但是,还是忘掉一切不愉快的往事吧,让我们成为朋友,让我们满怀希望。”
最后一封信写于1932年6月11日,于圣地亚哥。
诗人的心并没有找到归宿,他茫然而痛苦:“我每天都在想念你……而你依然和从前一样无情无义。
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你在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现在我也不能理解,你为什么不肯去我那儿。”
半个世纪之后,阿尔维蒂娜回忆起当年,简略而平静地谈起遥远的往事:“巴勃罗从仰光写信给我,要求我去和他结婚。
后来我去了巴黎、伦敦,和一位女朋友一起过复活节。
巴勃罗给我的信我收到得很晚,有一些被退了回去,这使他很生气。”
事情果真是这么简单,仅仅是由于误会吗?恐怕稍微了解一些内情的人对阿尔维蒂娜这种轻描淡写的解释都不敢苟同。
被孤寂折磨得几乎要发疯的聂鲁达结了婚。
他的妻子是定居爪哇的荷兰姑娘玛丽亚·安托涅塔·哈格纳尔。
诗人在给他父母的信中描述说:“她比我稍微高一点,黄头发,蓝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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