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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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3章 人格魅力（第4页）

“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

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

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

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

先生殁后，此两种伟大文化在中国之寄象已亡矣！

至于复古之论，欧化之谈，皆皮毛渣滓，不足论也。”

在民初的北京街头和北大校园里，辜鸿铭绝对是一大奇观，奇就奇在他一副前清遗老的滑稽形象，灰白小辫、瓜皮小帽和油光可鉴的长袍马褂，回头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更奇的是他的一套奇谈怪论，对西方文明鞭辟入里的批判，反倒让那些自以为是的洋人们引为高见；那些令人侧目而视的奇行，更令国人将其当作怪物。

其实，一个人之所以能成为一大奇观，是以他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只不过，他的文化底蕴却是以西学为主，而他在致力维护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方面却有失偏颇，因而他的“高见”

引得国人为之侧目。

但无论如何，辜鸿铭对于北京，对于那个新旧交替、中西交汇的时代，却是一种文化上的“板块碰撞”

现象，碰撞出的，是一座绝尘仰止的高山。

辜鸿铭给北京这座古都，乃至这个古老的国度留下的最令人回味的一笔是他在北大当教授时留下的。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了“兼容并包”

的办学宗旨，他聘请辜鸿铭为北大英文系教授。

有人表示异议，蔡元培说：“我请辜鸿铭，因为他是一位学者、智者和贤者，绝不是一个物议飞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

辜鸿铭看人的眼光极高，很少有人能入他的法眼，他打心眼里敬佩之人，除了蔡元培很难找出第二人。

他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过：“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

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到了1919年6??月初，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蔡元培校长的去留引起了当局和校方的争议。

北大教授们在红楼开会，主题是挽留蔡元培校长，大家都表示赞成，只是具体怎么交涉，还需要讨论。

大家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辜鸿铭也积极主张挽留校长，但他的理由和别人不一样。

他说：“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

他这一说就显得滑稽了，甚至有些荒唐，不过，足见蔡元培在他心中的位置。

1923年1月，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无理撤换法专、农专校长，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重赴欧洲。

辜鸿铭与蔡元培同进退，随即也辞去北大教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