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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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3章 人格魅力（第3页）

“蔡先生第二次游德国时，大约是在民国十三年吧，那时候我也是在柏林。

蔡先生到后，我们几个同学自告奋勇照料先生，凡在我的一份中，无事不办了一个稀糟。

我自己自然觉得非常惭愧，但蔡先生从无一毫责备。

有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莱比锡来看蔡先生。

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要钱，我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得了，所以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以此意陈告先生。

“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

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

“于是我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北伐胜利之后，我们的兴致很高。

有一天在先生家中吃饭，有几个同学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的更多，不记得如何说起，说到后来我便肆口乱说了。

我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

’蔡先生听到这里，不耐烦了，说：‘这除非你作大将。

’蔡先生说时，声色俱厉，我的酒意也便醒了。

“此外如此类者尚多，或牵连他人，或言之太长，姑不提。

即此三事，已足证先生贵人之态度是如何诚恳而严肃的，如何词近而旨远的。

“蔡先生之接物，有人以为滥，这全不是事实，是他在一种高深的理想上，与众不同。

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

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

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

凡有人以一说进，先假定其意诚，其动机善，除非事实证明其相反。

如此办法，自然要上当，但这正是《孟子》所谓“君子可以欺其方，难罔以非其道”

了。

“若以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严，便是大错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丝毫不苟的。

有人若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他虽不说，心中却完全当数。

至于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之处，直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虽然他是不重视宗教的。

关于这一类的事，我只举一个远例。

“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

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

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

家中谈起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

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