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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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驯顺的肉体（第19页）

（，4）。

还有人这样说：“战术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某种部队的人员相对于其它部队人员的位置，他们的运动和活动，他们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战争在战略上是政治的延续。

但是，不应忘记，“政治”

作为防止国内动乱的基本手段，即使不是被严格地视为战争的延续，也至少是被视为军事模式的延续。

政治作为一种维持内部和平与秩序的技术，曾竭力在调动和操练方面运用理想的军队机制，即被规训的大众、既驯顺又得力的部队、在兵营驻扎和在野外作战的团队的机制。

在18世纪的大国中，军队维护着国内和平。

无疑这是由于它是一支现实的力量，是一把咄咄逼人的利剑，但这也是由于它是一种技术和一种知识载体，能够把它们的图式投射到社会共同体上。

如果说在战略上有一种连贯的政治一战争系列，那么在战术上也有一种连贯的军队一政治系列。

战略上，人们能够把战争视为国家之间政治交往的一种方式；战术上，人们也能够把军队视为维持市民社会无战争状态的要素。

在古典时代，产生了各国彼此较量经济和人口实力的重大政治和军事战略，也产生了在各个国家内对肉体和个人力量进行控制的精细的军事和政治战术。

在这个时期，“军事”

——军事制度，军事科学，军人（与以前所说的“武士”

不大相同）——是有特定意义的，是两种形势汇合的产物。

一方面是战争和战场喧嚣，另一方面是保障安定的秩序和寂静。

思想史的研究者往往认为18世纪的哲学家和法学家创造了一个完美社会的理想。

但是，当时也有一个军事社会的理想。

其基本所指不是自然状态，而是一部机器中精心附设的齿轮，不是原初的社会契约，而是不断的强制，不是基本的权利，而是不断改进的训练方式，不是普遍意志，而是自动的驯顺。

“纪律应该成为全国性的，”

吉伯特说，“我所描述的国家应该有一个简单可靠、易于控制的政府。

它应该类似于那些手段简单而效率极高的庞大机器。

这个国家的力量应来自自身的力量，其繁荣来自自身的繁荣。

能够摧毁一切的时间将增强其国力。

它将否定那种世俗偏见，即认为凡是帝国都要屈从于衰亡的铁律”

（－XXIV；另外参见马克思于1857年9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关于军队与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论述）。

拿破仑的军事政体已经迫近了。

它所采用的国家形式将更长久地存在。

我们不应忘记，为它打下基础的不仅有法学家，而且还有士兵；不仅有议员，而且有小官吏；不仅有法庭人士，还有兵营的人。

罗马的典范与这种结构结合，必然具有双重的指涉：公民和军团成员，法律和军事策略。

一方面，法学家或哲学家正从契约中寻找建设或重建社会共同体的原始模式，另一方面，士兵和纪律专家则在共同制定对肉体实行个别与集体强制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