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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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帝国的中兴与终结（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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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东亚地区的海上贸易圈在微观层面是由中国商人主导的；而在将印度商品贩运到中国这个方面，微观层面上发挥中心作用的则是印度的贸易网络，尤其是来自印度的帕尔西商人，这是首批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印度人，到鸦片战争爆发之际，中印之间几乎所有的贸易都掌握在帕尔西人的商业网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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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法］弗朗索瓦·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第175—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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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连接起的中国—印度—英国的三角贸易关系，是基于对既有的贸易秩序的参与和改造而成；但也正是这种参与和改造，将亚洲的海洋秩序引入了全球秩序，激活了其潜在的世界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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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不知道疆界为何物，而且将是唯一的、无须考虑地理情势和邻里关系的统一的空间，这种空间对于和平的商贸抑或是任何国家之间的战争都应该保持一视同仁的自由和开放。”

［德］卡尔·施密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

变》，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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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不再是作为大陆的附属物而存在。

南洋的华人世界也有过这样一个变化。

自宋代起，即有华人远赴南洋讨生活，到了15世纪之后，下南洋的华人渐渐形成了规模，主导了东南亚的贸易与经济秩序，并形成了侨居当地多代的土生华人群体峇峇。

土生华人与其先辈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家乡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形成了复杂的贸易、移民网络，是东南沿海华人继续向南洋迁徙所依托的管道。

到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模式发生了变化。

随着西方人在各通商口岸建立殖民据点，香港、澳门成为转运港，外国公司直接进入中国招募华工，外国轮船直接运载华工，外国公司直接雇用华工，西方人建立起一个由他们直接控制的移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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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第105—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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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过剩人口，获得了一个出口。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如此大量的华人脱离了大陆帝国的统治，他们在南洋进入到一个远比此前的亚洲贸易秩序更加复杂与庞大的贸易体系。

南洋地区作为全球贸易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香港和新加坡成为各种贸易信用的汇聚点。

据研究，中国—印度—英国三角贸易过程中的信用流动，主要不是靠真金白银，而是靠汇票等金融手段完成即可。

所以，从中国外流的白银并未流向欧洲，而是大部分留在了南洋，尤其是新加坡——这也与白银在东方的购买力强于采行金本位的西方直接有关。

英国商人用这些白银购买东南亚各地的物产，同时也用来吸引华人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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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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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吸引来的劳工，便是充满血泪史的“猪仔”

。

这样，东南亚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发展优势，它面对着庞大的世界市场，拥有本土丰富的自然资源，有着大量货币资本的流通，有着西方所提供的一整套现代法权和现代经济、技术，再加上价格低廉又吃苦耐劳的华人劳工，东南亚发展起一种殖民地经济的畸形繁荣。

华人劳工和庞大的华人贸易网络，是这种经济繁荣当中不可或缺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