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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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帝国的中兴与终结（第8页）

如此取得的土地，依然是中国的土地，要照常缴纳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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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徐公肃、邱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载《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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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依据条约权利承认了租界的主权属于中国，但是这个主权在事实上由于不断的战乱而经常处在悬置状态。

具体生活在租界的西人社会必须解决现实问题，于是工部局通过治权上的不断扩大，诸如对租界华人的征税权、警察权、会审公廨的司法权等，推动着租界权力的不断发展。

进入民国时期，租界华人援引“无代表不纳税”

原则，获得了工部局董事会席位。

这样，在中国的名义主权因为战乱而经常缺位的情况下，上海租界的西人居民形成了高度自治的政治安排，并不理会国家间条约关系的约定，基于现实状况而不断地扩展着其治权范围，进而为此种治权安排获得法权基础，最终将租界发展为事实上的“国中之国”

。

而为逃避战乱进入租界的中国居民，最初只是作为难民的一种极为被动性的存在；由于上海租界的自治特征高度有利于贸易的发展，很多中国商人在之后主动到来，中国居民在此过程中逐渐萌发出自主的政治意识，主动参与到了秩序建构当中。

一种从社会层面而非政治层面汇通中西的秩序，在这里浮现了出来。

中国与外国的国家行为于此的实际参与都很有限，促成汇通的力量，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普遍的贸易过程，社会自治秩序为贸易过程提供了一种有效率的制度环境。

上海在这个过程中成为连接英国与东亚的交换枢纽，中国商人有着泛及东亚的强大销售网络，英国的工业品搭载英国船只到达上海，却必须依靠中国商人才能分销到中国内地以及长崎、仁川、釜山等地。

到19世纪下半叶，以上海为中心的远东商业网络呈现出一种无边界经济的特点。

因此，差不多整个19世纪，远东地区的贸易网络，在与全球贸易联系的宏观层面上，是由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主导的；但在微观层面上，则是亚洲商人尤其是中国商人所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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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法］弗朗索瓦·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龚华燕、龙雪飞译，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第156—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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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过程联结起中国与外国，模糊掉两者的界限，如此形成的秩序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西方的，但又可以说它既是中国的，也是西方的。

这样一种基于自治的秩序，才是真正的现代政治的社会基础，它并不必然否弃传统类型的组织资源，但必须要将其整合进一种现代的具有扩展性的法权秩序当中，从而完成传统的现代化。

太平天国的军事冲击，刺激了租界自治的发展；租界反过来又构成了对于帝国转型的一种精神刺激。

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在租界地区发生了一个逆转，社会成为能动性力量，而政治则是要在诸多的微观社会过程当中被逐渐发现与提炼出来的。

这是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政治形式，对于传统帝国来说是个绝对的异质性存在，可以说是未来中国的海洋面相的一个预演与缩影——当然，中国本身有着远比其海洋面相更加复杂的秩序结构，但是整个秩序的成立，其中的核心能动性力量却无法脱离开海洋面相而获得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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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洋华人的逆袭

太平天国虽然预示出了这一系列新的特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仍然是传统帝国要反复面对的境内流民问题。

它虽然起自近海地区，但随着深入中原，渐渐又浸染上浓厚的农耕气质；而与其对抗的湘淮诸军，也只是用上了近代火器的传统军队而已。

另有一个方向的流民，却是下到南洋及远漂海外，这一群体承载了更为深刻的海洋气质，在传统帝国的边缘打开了真正新鲜的可能性。

依据滨下武志的研究，15-16世纪以后，在亚洲地区存在着以中国和印度为两轴，以东南亚为媒介的亚洲区域内市场。

19世纪中叶以后形成的近代亚洲市场，并不是在近代西欧资本主义打开闭关锁国的亚洲这一过程中形成的，而是在上述西欧国家加入和改组亚洲市场的过程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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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第280—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