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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称“三饷”
,三大军饷每年向农民强征白银多达两千万两,超过正常赋税数倍,天下农民倾家荡产,饥寒交迫。
自万历之后,明朝败相已显,各地小规模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最终星火燎原。
赋税日益加重,天灾人祸不断,乡绅豪吏不断盘剥压榨却变着法子的不用交税,没看错,权势之家们是真的不用交税。
洪武朝之后,官员们优免税赋的口子就越来越大,从京官到地方官再到但凡有点功名的读书人,年代越往后,政策越宽。
例如正德年间,一品官员优免额度为四百亩地,但是到了万历年间则达到了一万亩。
理论上来说,正德时的一品官员四百亩地额度并不多,但是架不住人类在钻空子这方面“智慧无穷”
,最终限额基本上就是个摆设,更何况此时已是明朝末年。
此时的小冰河气候不只是流于纸上,极端恶劣的天气频繁出现,甚至江南地区,乃至广州、福建都开始下雪,尤其是北方地区,往往农民颗粒无收。
这种情况下的农民一旦某一年没有收入,只能选择卖儿鬻女。
在此期间,豪富之家只需寻得靠山将家中土地挂靠了事,独独小民承担重税,养九州亿万之重。
而这样的小冰河,气候并不仅仅一两年,乃是一直持续到明末这几十年间未曾消退,被这样极端天气反复蹂躏的普通农民,纷纷走向破产。
活不下去的农民,或饿死或揭竿而起,于是大明王朝内地,流民遍地,饿殍遍野,人相食的末日景象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在这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情况下,土地兼并也在明末达到了有明一朝的最顶峰。
明朝末年,土地兼并已到了空前的程度。
王公勋戚和地主豪绅疯狂地走上餐桌,拿起刀叉对准小民,目标直指他们最值钱的东西——土地。
结果不言而喻,大多数的农民相继丢失土地,或被迫、或主动的成为佃户。
顾炎武便在《日知录》卷十《苏淞二府田赋之重》说:“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
。
此时的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等地的绝大部分的腴田,都被王公勋戚和地主豪绅侵占。
一般地主豪绅通过豪夺巧取总是能心满意足,如此盛景可谓是“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
!
皇室勋戚和大臣的庄田,在嘉靖年间(1522—1566)达到20万多顷,分布在各个省份,占当时纳税田亩总数的二十分之一。
至于占地几万亩几千亩的地主多如牛毛,如万历时(1573—1619)南直隶有占田7万亩的大地主。
湖南桂阳也有半数土地为几家邓姓地主所占尽。
《桂阳直隶州志》记载:“邓仁心者,崇祯时诸生,弟仁恩为国朝诸生亦居州北;兄弟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至用担石程田契;乘马不牧,游食田野,数十里不犯人禾。”
可见邓氏家中之地广!
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戴澳曾作一词如下:
袅袅秋风凄卫水,归舟一叶秋风里。
短发未梳眠乍起,三十里,快帆亦会归人意。
漫说东方饥欲死,白粮连舫趋燕市。
三老相逢作吴语,空索米,长安半是侏儒耳。
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地位、阶级,看到的景色自然大不相同,当时浙江奉化一县的土地,戴澳一家占了一半,自然能轻易说出“漫说东方饥欲死,白粮连舫趋燕市”
这样的话语,如此言语和那句有名的“何不食肉糜”
真是不相伯仲。
没有人会将刀砍向自己,没有人会背叛自己的阶级,戴澳同样不例外,漫说是戴澳,哪怕是21世纪的人类文明最鼎盛时期,同样没有几人会背叛自己的阶级,敢于这么做的,付诸行动的,才是儒家所说的“圣人”
。
ps:《论贵粟疏》,西汉文帝时期名士晁错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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