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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胡适认为,“那封呼吁书十分可能是一封伪造的匿名信”
。
在指出这一点之后,胡适作了这样的声明:“我写这封信,并没有意思认为此地监狱的情况是满意的。
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将尽一切努力来改善那些情况。
然而我不愿依据假话来进行改善。
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
在同一天写给蔡元培、林语堂二人的信中,他已经写了“如果……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
这样决绝的话;而在公开信中,却还在用“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
的名义表明态度,也可说顾大局了。
这时,胡适同民权保障同盟一些人的分歧已经很明显了,他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观点明白表示出来,就在2月7日写了一篇《民权的保障》,刊登在2月19日出版的《独立评论》周刊第38号上。
文章提出:“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的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的问题。
这是错的。
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场上来谋民权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的路。
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权保障。”
他批评说:“同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话,……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
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
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负的责任。”
民权保障同盟给胡适发来电报:“本日沪《字林西报》载先生谈话,反对本会主张释放政治犯,并提议四原则,与本会宣言目的第一项完全违背,是否尊意?请即电复。”
胡适没有答复。
几天之后,又由宋庆龄、蔡元培署名发来了电报:“养(22日)电未得尊复。
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
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
盼即电复。”
胡适还是没有答复。
在共产国际的人看来,胡适这种只是要求在法律范围内保障政治犯的人权的态度,已经跟“同盟”
要求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宗旨完全背道而驰。
胡适再留在“同盟”
之内已经有害无益了。
而且胡适坚决反对发表伪造文件并且要求公开纠正的态度,也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3月4日上海《申报》报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昨日开会,决议:??开除该会会员胡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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