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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当时尚在海外留学的张奚若写信给胡适说:“吾非谓《新青年》登报中的人说话毫无道理,不过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因为他们说话好持一种挑战的态度,谩骂更无论了。”
但是,更让一些人不满的是这个总司令部同仁的分歧,诸如关于“问题与主义”
的辩论。
必须指出:这个时期,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空前开放的时期,正是人们所谓“王纲解纽”
的时代。
思想活跃,各抒己见,本来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久处封闭半封闭状态下的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对于忽然展现在眼前的五光十色的各种思想学说应接不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有些人看来,总司令部里发出不同声音,使他们无所措手足。
陈独秀1919年6月被捕,9月出狱。
这期间《新青年》处于停顿状态。
陈独秀出狱后,经《新青年》同仁商量,改变1918年以来轮流编辑的做法,重新交给陈独秀一人主编。
陈独秀力主主发表一个共同宣言,应该是出于重整旗鼓、统一思想、团结战斗的考虑。
当然,在对统一思想的本身,《新青年》同仁们认识上也并不统一,钱玄同就提出,若让“外界觉得《新青年》是主张统一思想的,那是很丢人的”
。
因为他们这些“提倡新文化的人,本来就是反对思想定于一尊的”
,是提倡独立思想的。
而事实上,共同宣言的发表,也并没有阻止《新青年》同仁们分歧的近一步发展。
当然,这是后话了。
然而,《新青年》同仁们对统一思想尽管有异议,共同宣言既然能够发表,说明大家还是做到了求同存异的。
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既然没发表在“读者言论”
一栏,也就是说,该文的主要思想,是被《新青年》同仁认可的。
细读全文,就是将其视为总司令部对前段新文运动的总结,和对下一步运动的部署,也一点也不为过。
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开宗明义:“近来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解释“新思潮”
的文章。
我读了这几篇文章,觉得他们所举出的新思潮的性质,或太琐碎,或太笼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
即如包世杰先生的“新思潮是什么”
一篇长文,列举新思潮的内容,何尝不详细?但是他究竟不曾使我们明白那种种新思潮的共同意义是什么。
比较最简单的解释要算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所举出的新青年两大罪案,——其实就是新思潮的两大罪案,——一是拥护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义),一是拥护赛因斯先生(科学)。
“陈先生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
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这话虽然狠简明,但是还嫌太笼统了一点。
假使有人问:‘何以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呢?’答案自然是:‘因为国粹和旧文学是同德赛两位先生反对的。
’又问:‘何以凡同德两位先生反对的东西都该反对呢?’这个问题可就不是几句笼统简单的话所能回答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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