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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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8章 特别的表现（第2页）

因为有部员和军警到场劝阻这个小插曲，事实上北大学生是最后到达天安门广场的。

蔡元培也是个有血性的人，如果不是有碍于校长这个身份，如果不是责任所在，他肯定会走在游行的队伍里的。

因为，就在北大学生出发后不久，蔡元培接到教育总长傅增湘奉命打来的电话，“责令蔡校长召回学生，不准游行及干预政治”

，并请他到部商讨对策。

蔡元培的态度很明朗，回曰：“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

人也没有去教育部，4日那天，“蔡先生一日未离校，亦未进食”

。

很长的时间里，意识形态在批判胡适之的时候、常把他反对学生运动当作“反动”

的证据，其实当时许多人都不主张游行示威的。

鲁迅是反对的，因为他看到中国学生的游行示威的结果与外国不同，最终只能得到牺牲。

李大钊也并未走在五四游行的学生中间，因为他不希望看到太大的牺牲。

特别是鼓吹“直接行动”

和“牺牲精神”

的陈独秀，1918年5月21日因为北大学生不听劝阻而上街游行，曾经与蔡元培一起向教育部递交过辞呈。

五四运动爆发时，已经被免去文科学长职务的陈独秀，也没有像著名报人邵飘萍那样走到前台去直接煽动学生。

有记载：“1919年6月11日晚上，陈独秀到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身边没有带一名青年学生，而是邀请安徽籍的成年人胡适、高一涵、程演生、邓初等人陪同前往。

被捕之后他虽然表示认罪，却没有牵连到任何一个人。”

从倾向性看，蔡元培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其实是比较负面的，尤其反对罢课，但五四运动于他或许是一个例外。

5月4日的学生行动，可能是他在校长生涯中唯一一次“不去阻止他们”

的经历。

在五四运动一周年后，各方都比较心平气和了，蔡元培在回顾五四时的一番公开讲话，仍能反映他对运动之“损失”

的深深遗憾：

“人人都知道罢工、罢市损失很大，但是罢课的损失还要大”

，他甚至说这场运动“实在是损失的分量突过功效”

，故他告诫学生以后“无论何等问题，决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

。

在他看来，罢课不啻“自杀”

，它杀掉的是“学问”

，是“学术上的效能”

，并会导致“虚荣心”

，这样的损失是没法计算的，也是没法弥补的。

五四运动即使在那个时代，也应该是被肯定了的。

特别是出席巴黎和平会议的代表，最终没有在合约上签字，当局为了回应民意，罢免了曹汝霖和章宗祥等后，可以说五四运动是大获全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