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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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四十六章 回国 1（第2页）

就算我吃不下，还有大老板吃得下。”

“是吗？看来，率真兄是背景很大。”

“说起来，这个大老板和你也算有一点渊源。”

“那会是谁？小弟多年不在国内，孤陋寡闻。”

“我就知道你想不起来，实话对你说吧，就是孔二小姐。”

“是她？她现在不在南京吗？”

“大公子前脚刚到上海，她就跟着来了。”

“看来，大公子这趟差事不太好办啊。”

1948年，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如同军事一样，也已处于崩溃的境地。

这是由于多年内战，军费开支空前庞大，南京政府便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物价如脱缰之马，持续猛涨；再加上四大家族与贪官污吏、奸商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强取豪夺，使国统区出现了百业凋敝、经济破产，民生艰困的景象。

其中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最为严重。

至1948年夏，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了600余万倍。

6月份，上海的米价竟上涨到每石1800万元，而当时一般公教人员工资低微，小学教师每日收入仅够买四五副大饼油条，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难以言状。

许多人真是到了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医的地步，生活痛苦到了极点。

国统区到处出现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浪潮。

为了防止国统区经济出现总崩溃，1948年夏，国民政府经过一番酝酿，决定实行包括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和收兑人民所持金银、外币等内容在内的所谓“经济改革”

，企图依靠行政力量对国统区经济实行管制，以此来摆脱政治、经济危机，维持统治。

7月下旬，蒋总统召集高级幕僚会议，提出了币制改革的初步方案。

8月中旬，总统在庐山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谈，就经济改革一事取得了美国政府的认可。

8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

蒋总统与行政院长翁文灏联合招待所谓民意代表及南京，上海的金融界人士，要求经济界人士支持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同时宣布在行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负责实施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

紧接着南京政府宣布俞鸿钧（当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和总统大公子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并即时赴任。

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总统派大公子担负此重任，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表明:蒋总统在“经济改革”

上下了很大的赌注，抱有“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的决心。

然而，当时的舆论对用行政手段管制经济，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前景却忧虑重重，并不乐观。

《中央日报》在社论中表示:“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去打算。

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这个割盲肠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大公子的身上，俞鸿钧名义上是正职，但只是挂个名而已。

大公子有蒋总统给他的尚方宝剑，声势煊赫，来头不小，但他深知在当前的情况下推行经济改革困难重重，而此次币制改革的成败又关系着国民政府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前途，势成骑虎，只有干到底。

他在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工作是相当吃力的。

但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了。”

蒋大公子不是个轻易退让的人，他对自己的那一套颇为自信，相信充分运用所谓的“革命手段”

，就可以达到目的。

他宣称:“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

“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8月20日，大公子以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抵达上海。

他调来‘勘乱建国大队’，组织‘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作为实行紧急措施的骨干队伍，提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等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