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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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帝国的中兴与终结（第6页）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七节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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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到社会再到思想和政治，对整个帝国产生了全面的冲击，最终让帝国走向终结，开启了现代中国之路。

这些外来的冲击需要结合帝国内部的困境来起作用。

帝国内部最重要的困境便是，人口在清朝的不断膨胀，到了道光年间已达临界点，帝国开始步入传统经济时代的马尔萨斯陷阱，流民即将在帝国掀起滔天洪水。

但是洪水从哪里率先涌起，首先是与帝国内部的亚区域和外部世界的互动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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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施坚雅对中国经济地理所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对于本书在这部分的相关讨论颇富启发性。

施坚雅的研究不局限于以地方行政为基础的空间结构，而将视野投向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研究，将中国的经济地理区分为中心地以及地区系统两个层面，并以不同的市场活动内容所形成的不同市场半径为指标，而对地区系统区分出多个层级，提出官僚政治主要集中于中心地，地区系统则集中了非正式的政治和亚文化群。

在此基础上，他将中国划分为几个大的经济“地文区”

，分别是华北区、西北区、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区、岭南区、云贵区和满洲区。

参见［美］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载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

而不同的地文区，在面临来自帝国外部的特定冲击或是面临来自帝国的政策变化，乃至面临气候变化的时候，所遭受的影响可能是很不一样，甚至相反的。

这样一种差异会进一步地引发帝国内部秩序的深层变化。

参见［美］施坚雅《中国历史的结构》，新之译，载《史林》1986年第3期（CompiledinTheJournalofAsianStudies，Issue2，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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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主导了东亚的洋面，大力打击此前在南海海域、珠江口外横行无忌、影响贸易的海盗，海盗被迫溯珠江而上深入内地，遂在广西形成了大量的河匪。

河匪与天地会等帮会有着各种纠缠不清的关系，地方土著居民为了对抗这些河匪与帮会，也自组团练。

地方团练又与大量移居当地垦殖、开矿的客家人产生了深刻的土客冲突，客家人也在寻求自我组织起来，天地会等帮会成为他们求助的组织力量。

洪秀全依凭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思想，开创拜上帝教，这是一种能够突破小的血缘群体的信念基础，很快便赢得了众多信徒，尤其是纠结于土客冲突之中的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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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史景迁《太平天国》，朱庆葆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3—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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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鸦片战争之后以五口通商取代一口通商，带来帝国贸易地理的变化，江南的产品不再需要千里迢迢运输到广州再出口，大量的广西搬运工失业，当地原已艰难的生活处境，因此进一步恶化。

终于，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

它一方面重复了此前朝代人口过剩导致流民之乱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有一系列新鲜要素的出现，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来自西方的支持力量对于帝国存续的重要性。

在太平天国运动初起之际，西方人对于东方的“基督徒弟兄”

充满了同情，而对清帝国有着比较多的厌恶，所以西方国家在这场内战中保持着中立的态度。

后来西方人尝试与太平军进行接触，结果发现，一方面太平军的信仰与他们的预想完全不一样；另一方面，太平天国仍然拥有着一种天朝上国的秩序想象，将西方国家视作藩属国，这同样令西方人无法接受。

而到了1860年，在英法联军的攻势下，大清帝国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承诺给西方一系列条约权利乃至特权，这明显优于从太平天国处所能获得的好处。

大清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个可以与之合作的远东秩序代理人，于是西方的天平倾向了大清一边。

最终，大清帝国成为一个罕见地得以扛过流民冲击的中国朝代，并实现“中兴”

。

如果没有西方带来的新的经济资源和军事资源，以及国际条约体系对于大清的“榨取-保护”

关系的话，则这样一段历史是无法成为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