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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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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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先生认为，促成大一统不可逆的原因在于，人们从春秋的霸主时期开始，便越来越认识到封建割据的体制会引起威胁中央权威的政治危机和战争，这一认知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智慧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加速封建的瓦解，形成大一统。

参见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夏江旗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6—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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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赵鼎新先生的这种解释并不同意。

毕竟能够维系大一统的能力，终极上还是军事和财政能力，观念层面会对于军事和财政能力的使用方向形成引导，但观念本身并不能维系统一；否则欧洲也不至于在罗马之后再没有统一起来，尽管主张统一的理念在欧洲一直没有消失。

赵鼎新先生在该书的前半部分对于东周时期的历史分析，从军事、财政与“国家建构”

（statebuilding）的“能力论”

角度进行了理论分析，给予笔者很多启发；但是到了解释大一统问题的时候，放弃了之前的“能力论”

而转用“观念论”

，导致该书前后的理论方法不统一，是为憾事。

欧洲之所以在罗马时代之后形成列国割据状态并维续至现代，就在于欧洲的地理破碎性，使得拥有一统意图的潜在霸主调集全欧资源的成本非常之高，难以对区域反抗者形成压倒性优势，最终无法建立大一统。

而在远东的中原地区，其帝国早早地便走上了集权秩序时代。

中原的地理因素是这两种区别的根本原因。

中原帝国集权秩序的发展与完善持续了很久，中间经历过较大的变化。

在秦汉之际，帝国要建立的是一君万民的秩序，通过官僚体系来管理人为打成散沙化的社会；但是由于此时刚刚脱离开先秦封建不久，官僚体系治理技术还未发育完善，又及汉武帝对外征伐无度，对内征敛过甚，以致平民投靠到大户门下躲避官府压榨，因此社会上又逐渐浮现出豪族力量。

豪族对于君主也能形成一种约束，虽然远不如先秦封建贵族的约束力强，但集权秩序毕竟受到了某种制衡。

由于豪族的存在，朝廷相对于社会和地方的力量还未达到压倒性的优势，此时还有可能出现较为长期的割据，比如东汉末年之后以及唐朝中期之后。

经过历史的长期变迁，技术进步催生了新的经济资源，君主由此获得新的财政资源，有了新的治理办法，遂消灭了豪族，建立起完全的官僚帝国，这就是日本京都学派所关注的“唐宋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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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技术变迁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联立关系，以及“唐宋变革”

与此的内在关联，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第五小节的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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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前文所说的第一个千禧年前后越过的那个门槛。

“唐宋变革”

后，朝廷相对于社会与地方的力量达到了压倒性的优势，帝国内部“强干弱枝”

的结构彻底形成，此后便再无能够长期持续的割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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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清朝后期，由于现代经济从外部到来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原因，导致中国再次出现了“强枝弱干”

的结构，孕育了几十年后，在民国初年有了一段军阀割据时期，但很快又因为新的外部因素到来，终结了这个短暂的分裂割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