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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中原
中原地区是古代中华帝国的核心地区。
这片土地上的人以知“礼”
自居,对“礼”
的遵从与否是他们用以区分文明与野蛮的基本标准,儒学是对“礼”
的系统化表达,并且是中华帝国诸朝代的基本正当性的来源。
区别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在转化为人们日常的生活实践及制度安排时,儒家伦理的载体不是个体心灵的皈依,而是一种表达着伦理意涵的人际关系结构。
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脱离开人际关系结构,孤身一人是无法实践的,儒家更无法想象一种荒岛上的鲁滨孙一样的精神世界。
这样一种人际关系结构,需要其中的个体都是处在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状态,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倘若因为个体的高度流动性,父母兄弟常常彼此不知对方所在,则儒教伦理也难以展开。
定居的生活状态,需要农耕的生产方式,而农耕有一个硬性的自然约束条件,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
如果一个地区的年降水量少于400毫米,人们则无法依靠农耕的方式谋生;或者更准确地说,在降水量少于400毫米的地方,即便有人进行农业种植,这也无法成为他们用来谋生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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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雪山融水的绿洲地区,降水量也不多,但其另有逻辑,不在此处所论之列。
关于绿洲逻辑的讨论参见本书第一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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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分布北界,基本上就是长城;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应该是中原帝国是在农耕地区扩展到其自然极限之处,修建了长城。
拉铁摩尔甚至认为,长城的修建起于战国后期以及秦朝,最初并不是为了防范游牧民族,因为当时没有明显的游牧威胁,其目的反倒是用来强化对于内地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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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5—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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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进一步解释的是,并非可以农耕的地区儒家文化就能够传播过去。
在儒家文化的多年发展中,“中原正统性”
成为其潜意识里的一个前提,这在古代带来了中原的崇高地位,但是也相应地限制了其传播空间。
文化,可以通过武力强行传播,也可以通过其文化吸引力让人自愿皈依。
离中原过远的地方,即便可以农耕,但其超出了帝国的有效统治半径,帝国也无法用武力使其儒家化;另一方面,如果在这个地方还面临与其他文化的竞争,以个体心灵为载体的文化,其传播成本(包括劝人改宗的成本),一定低于以特定人际关系结构为载体的文化。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儒家文化可以传入朝鲜、日本,因为当地不面临其他文化的竞争,也可以传入越南北部,因为中原帝国曾统治其千年之久;却无法传入西域和越南北部以外的东南亚地区,因为不管这些地方是否超出帝国统治范围,在当地都要面对与其他文化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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