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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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章 蓝衣（第3页）

他们最初可能是保卫苏州河南岸，梵皇渡路与曹家渡交叉口至日晖港一带的地区，但是当日军发动渡越苏州河的攻击后，别动队便撤退了。

在上海的华界陷落之前已逃至法租界海格路上的据点内。

虽然依然希望重新召集其参加南市英勇保卫战的旧部，竭力模仿谢晋元团长的壮举，谢在1937年保卫四行仓库的事迹已经成为爱国主义的教材。

然而，许多骨干都放弃了指挥，逃入租界避难。

当日军杀进上海的华界时，抵抗部队的大部分著名指挥官已经离开了上海。

1937年11月，市长俞鸿钧、宋子文、钱新之及王晓籁都秘密地去了香港。

杜老板也在其中，他旋即为常凯申组织了秘密的情报活动，其部分经费来自他与戴利建立的一个名为“港记公司”

的麻醉品企业。

在此同时，上海别动队分散了。

大部分武装単位撤到了安微与江苏的边界地区，尤其是屯溪和歙县等地。

在那里，他们或者与诸如前湖南强盗陈世虎之流的军阀结合在一起，成了“游而不击”

的游击队;或者嗣后被戴利编组成忠义救国军，最终由美国人装备起来。

1938年2月1日，最后一批别动队入员撤出上海，在中文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告别信，声称他们“为了租界居民的安全“而离开了租界。

此时，戴利已经逃离上海，经由长沙而赴香港，苏浙行动委员会完全解散了。

留在上海郊区的各支武装，有的叛逃到日本人那里，成了伪军。

但有一支浦东游击队仍在积极抵抗，于1938年9月11日发动了一次协同战斗，袭击了东昌路上的一个日军哨所和伪军办公处，并在敌军动用重机枪之前安全撤走，游击队依旧在城外活动。

只是关于上海的战事，从此转入了地下，在其后至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34个月中，他们躲在租界里，秘密地指挥着恐怖活动。

戴利在1937年8月逗留上海期间，还进行了自己的城市情报与反情报活动，把军统局上海区站置于战时状态。

在此之前，由周伟龙指挥的上海站的五个“外勤”

组都主要集中于进行反共的监察及信息截获。

周伟龙答应戴戴利，他将留在法租界内，在“潜伏区”

内建立从事破坏活动的队伍，以骚扰敌人。

出于安全的考虑，这些间谍组织与别动队完全不接触，而通过龚仙舫与戴笠直接联系，龚氏曾任上海特务团人事处处长，如今则被任命为上海网络的联络与信息官。

然而这些地下情报組织或者被租界警方所岀卖，或者被日本反间谍机构所粉碎、或者被为伪政府效力的通敌的特工机关所收买。

情报组织的新头目王方南在一年之内就暴露了自己的身分，遂被军统转移至香港。

1939年初，周伟龙被法租界警方逮捕，军统设法使他获释之后将其转移到了重庆。

四大金刚之一的王木天（在军统内和陈功书齐名）被军统局上海站的人事处长岀卖给了极司非尔路76号的伪秘密警察，很快也叛变了。

虽然军统上海站很快地丧失了行动能力，但是有两个特别行动组在整个“孤岛”

时期更有效地活动着。

由于常凯申对上海通敌分子的“汉奸活动”

的狂怒，戴利组织了两个秘密行动组，分别由赵理君和林志江领导。

这两个行动组，尤其是赵理君的那一组，实施了当时的许多暗杀大案，包括周凤岐、陆伯鸿和张啸林等人的谋杀案。

据统计，戴利的手下在1937年8月至1941年10月之间，在上海制造了150起暗杀，尽管效力于极司非尔路76号的伪特工人员在此期间渗透进了行动组。

工部局警务处特务股肯定意识到，像以前那样的蓝衣社表面上不再在上海积极活动。

譬如日本人的《新申报》一样，知道某些暗杀组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工，他们甚至知道，这些行动组是由戴利指挥的。

随着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地区，无论是蓝衣社还是新组建的三民主义青年团，都应对发生在公共租界和租界内的亲日华人的暗杀案负责。

手头的资料表明，戴利即重庆军事委员会官员、前蓝衣社成员，指挥着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别功队，即活动在上海郊区的游击队，负责该市的暗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