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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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章 复杂7（第3页）

伪警察在劳勃生路与胶州路转角处设立了一个交通岗后，工部局警务处立即向意大利海军司令本蒂沃利（bentivog）伯爵提出抗议。

之后不到三小时，这个岗哨就撤去了。

然而，在路外进行交通值勤的华籍和印籍巡捕遭到枪击之后，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了。

10月22日清晨，王部局警务处探长和来自极司非尔路76号的伪秘密警察展开了枪战，历时30分钟。

当时，日本与伪政权方面都激烈地争辩道，公共租界内反日的恐怖活动与持续的犯罪浪潮，都证明了工部局警务处没有能力保证法律与秩序。

因此，华人自己管理沪西的警察事务是必需的，甚至应该收回租界。

伪政权的报纸重申租界为罪犯的活动提供了庇护的说法，声称伪警察已在其管辖的地区内成功地消除了犯罪和騒乱现象、蒲素看到手里的剪报上是这么写的：“迄今为止，在上海市政府警察管辖的地区内，从未发生过令人心惊胆战的劫案，此地比租界更为有效地维持了和平与秩序。

这表明，中国政府有能力在其辖区内维持和平与秩序。

我们希望，为了上海租界内数百万华籍居民的生命财产，市政府应该尽力收复租界。”

当然，关于沪西之法律和秩序的争论是十分滑稽可笑的。

但是正如上面最后一句所暗示的那样，它却是汪精卫与日本人达成协议的产物，即：组建一个新的国民政府。

协议的关键点之一，乃是恢复中国对于已被外国占领98年之久的租界的主权，这是有意识地支持汪伪政权的爱国要求。

这方面的主要主张即是治外法权与犯罪之间的关联，伪政府报纸白纸黑字写着诉求:“租界自设立以来，始终是形形色色邪恶盗匪猖獗犯罪之地。

由于这一地区的特殊环境盗贼更为大胆，以至与警察交战。

……有鉴于此，我们诚恳地希望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之后，把收复租界作为其主要任务。

租界变成了犯罪行为在中国的最好庇护所，为了清除本市的非法分子，收复所有租界应是当务之急。

只要租界依然存在，上海就永无宁日。”

公共租界的英国当局一方面鉴于本国在欧洲作战，另一方面则敏感地意识到，即将建立的汪精卫政权，在处理租界问题上的杠杆作用将比维新政府大得多。

因此它急于和软弱无能的傅小庵市长就歹土的警权达成协议。

1940年元旦刚过，工部局总办兼总裁费利浦与傅小庵的代表们便开始了商讨。

会谈进展顺利。

事实上，其顺利程度甚至使得极司非尔路76号的特工试图暗杀费利浦，以阻滞双方达成的折衷协议。

1940年1月6日上午9点刚过，费利浦的司机将小车开人了英领区内海格路上的伏击圈。

三辆黄包车堵塞了道路，迫使司机刹车停下，三个刺客乘机拔出手枪，向小车近距离开火。

但费利浦却奇迹般地未曾受伤。

三名枪手（可能是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工），全都逃脱了。

只是充当后援的另外三个特工则向一条弄堂里逃去，被歹土一家娱乐场的武装警卫抓获。

这些特工承认自己是“76号”

的人，因此被移交给伪特工总部，并最终转交给日本人，受到保护性监禁。

费利浦到是并不胆怯，乘着寇尔（ackerr）大使的官方装甲车，继续前赴谈判地点。

就在当天，他与傅市长达成了一个“原则性”

协议：组织一支沪西特別警察部队。

其中某些主要官员从工部局推荐的候选人中选择，他们将负责处理涉及外国人的任何案件。

这份所谓的“临时协定，于1940年2月17日由中国市长与工部局签订。

独《新申报》欢呼此协定为：“对突出的越界筑路问题的圆满解决。

新中国的目标是致力于独立，排除一切侵略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沪区越界筑路问题的解决，便标志着这一切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