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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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得麟儿陈氏喜庆 追往事萧沈艰难乙（第4页）

沈充骤由县令而为郡守，又惊又喜，剿抚山越格外卖力，不久二郡便无复山越之患。

原来大批所谓山越人，其实并非蛮族，而是自汉末大乱之时起，陆续自江东郡县逃入山中保命的汉人百姓。

沈充生长江东，出生时孙吴尚未亡，熟知旧吴掌故。

故吴自大帝孙权时起，便常有山越之患，与孙吴相始终，惟大帝末年，诸葛恪以一手强兵围困，一手招安，允许山越人各自投降之后，便落籍为编户，既往不咎，因此颇有成效。

沈充既知山越实情，遂如法炮制。

不久，宣城山越人便大抵下山，不过却并未成为朝廷编户，而是成为了他家族武康沈氏的私属佃客。

但山越也因此不复为患，朝廷对沈充假公济私亦不闻不问。

王敦见其实力不弱，智计亦过于常人，大喜，复以其剿抚山越之功，举荐其为湘州刺史。

元帝之前将老耄之甘卓调离湘州，正欲任用得力之人以拊荆州之背，得王敦荐表，便立刻请求叔父谯王司马承为国分忧，远赴长沙任湘州刺史。

司马承慨然应允，遂西上任职湘州。

元帝知朝廷实力难与王敦相抗，便向刘隗问计。

刘隗之前已进言引用流民帅，得元帝允准。

然流民部曲毕竟私属，不是朝廷之兵，而江东土地兼并，编户奇少，大多沦为了大族豪强之佃客，要想增加兵源，就必须夺豪强之佃客为朝廷之编户齐民，乃可以一方面增加朝廷租税，开辟财源，一方面增加兵源，充实朝廷台军。

时江东无论侨姓士族与吴姓即本土士族如吴郡四姓顾陆朱张等，因士族不纳租税，遂大肆买田，隐占失地人口，遂使编户成为其私属佃客。

一般大族豪强虽无免税特权，但因佃客无地则不纳租税，且脱离了朝廷户籍，附籍于田主名下为其私属，可使佃客免纳口赋（人口税，基于有这个人就要纳一份税的赋税，有时甚重）、算赋（财产税），于是贫民与地主一拍即合，土地集中于地主名下，贫民乃至一般富庶人家，皆大批沦为佃客。

编户原本因拥有土地而在籍，而附征的各种苛捐杂税，自然也一并不再缴纳。

且田主往往就算不是士族，也是一方土豪，拥有权势，遇到如朝廷检括人口，即会伤及田主和佃客双方利益之事，田主便会袒护佃客，隐瞒其人，佃客也就乐得做佃客，结果就是中饱了作为田主的士族与大族豪强之私囊，使朝廷财源及兵源双双枯竭。

元帝便再度接受刘隗进策，下诏检籍，清查人口，务必将豪强隐占之人口统统查出，重新编入户籍为朝廷编户齐民。

一时江东无论侨姓与吴姓士族及大族豪强，大为愤怒，对朝廷怨恨不已。

因此政策受损者，自然就有侨姓第一豪门琅琊王氏，与江东本土豪门义兴周氏、武康沈氏、长城陈氏等。

王敦懊恼，知沈充亦恼朝廷检籍清查人口使其大大受损，便以“谯王夺汝湘州”

之言，挑唆沈充仇视元帝与晋室，并命钱凤稍稍透露其谋朝篡位之周密计划。

沈充之前已得王敦保举其为湘州刺史许诺，至此自然仇恨元帝，又听得钱凤透露大将军将举大事，事成之日，从龙之臣自然不忧富贵，其本热衷功名利禄，便在宣城抓紧厉兵秣马，希图为王敦立功。

知沈充已有备，虽湘州已成后顾之忧，然湘州实力弱小，不及荆州远甚，不足忧。

王敦便以女婿郭图领兵袭长沙，自率大军顺流东下，以元帝为奸人刘隗所蔽，检籍夺民佃客，使百姓嚣然、怨声载道为由，以“清君侧”

为名，向朝廷兴师问罪。

沈充得信，便率其家兵部曲及宣城郡兵，自西南攻击建康南面。

湘州城因长沙大族子弟虞悝兄弟一人为长史，一人为参军，辅佐刺史司马承，并率家兵助守城池，而坚守良久。

事前虞悝且为大局谋划，嘱托其曾任前湘州刺史甘卓僚属的好友为谯王使者赴梁州，说服了甘卓若王敦起事反叛朝廷，则湘州兵出巴陵，梁州兵出襄阳，两路拊荆州治所武昌之背，使王敦有后顾之忧。

然至此甘卓虽出兵，却迟滞不前，以江夏郡治所夏口兵力不甚弱，而停汉口观望，不肯稍稍冒险，使其舟师入长江速越夏口城顺流东下，武昌乃不忧受攻。

王敦遂命留守武昌的其兄王含，速速增兵长沙，并命其族弟南郡太守王舒出兵。

湘州城粮尽援绝，复因叛徒开西北角建湘门献城，而终沦陷。

虞悝兄弟双双被俘，旋遭杀害。

谯王逃入城外王舒军中，亦为王舒秘密沉江而死。

都城建康面临王敦大军自长江上，沈充率军自西南而南的两面进攻，晋廷左右支绌，疲于应付。

受命守石头城的周札，见西军势大而胆裂，开门揖盗延敌，王敦便轻易率军进入了石头城。

元帝见大势已去，便劝刘隗等逃亡，命诸军解兵。

王敦不朝见天子，却以他苦心经营出来较之前历任荆州刺史时都更庞大强悍的荆州兵，驻扎在石头城观望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