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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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袁崇焕和毛文龙是忠是奸的一些争论（第2页）

），在辽西修了无数堡垒，按孙承宗的说法是：“有四十七城堡、有三十万辽民、有三万辽兵、有五万弓弩火铳手、有六百兵船、有五百兵车……”

12万军队、47城堡，惟独一仗没打。

到天启四年，后金饥荒已经到了吓人的程度，为此野猪皮（努尔哈赤）不得不通过杀“无粮人”

减少人口以减少粮食消耗这种灭绝人性的方法来度过饥荒。

也正是天启四年，毛文龙提出，只要明王朝每年给东江镇百万两银子，他有办法“二年复辽”

。

与此同时，修了三年多堡垒的孙承宗也认为平辽条件已经成熟，应该转守为攻，而在这之前，登莱巡抚袁可立也和毛文龙紧密配合，对后金占领区的沿海地区频繁发动袭击，使得后金不得不放弃大量明军游击队出没的地区，将沿海汉民途杀或强制迁移到内地，制造了大片无人区。

一切迹象表明，一度军队相当强大的后金，对辽东的反洞捅治已经摇摇欲坠，毛文龙提出的“二年复辽”

其实并不是在吹牛。

遗憾的是，对国家、对百姓有利的事情，对斧拜官僚未必有利。

在袁崇焕等人的鼓吹、运作下，明王朝每年用在辽东战事上的银子，都接近600万两。

这笔钱养肥了无数文官、将门和太监，文官吃漂没，武将吃空额，形成一个庞大的辽饷离异集团（错别字，你懂的），一旦明王朝采纳孙承宗的建议，发动进攻，一旦后金灭亡，明王朝下一步动作必然是停征辽饷，这将触动了无数斧拜官僚的利益。

所以，对辽饷离异集团来说，最有利的方案就是：养寇自肥，暗中放水，让危在旦夕的后金缓过一口气，把已经看到胜利曙光的辽东战事遥遥无期地拖下去，以便继续年年瓜分巨额辽饷。

所以，一系列军事上解释不通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阉党（宋祯汉）带着四个东林党（宋师襄、方有度、庞尚廉、李乔仑）轮番弹劾坚决主战的登莱巡抚袁可立，袁可立下课滚蛋，妇科学术权威武之望继任登莱巡抚，把毛文龙虐得欲仙欲死。

同一时间，北京城里，孙承宗申请的平辽经费在有关部门间踢皮球，紧接着，阉党和东林党矛盾突然激化，打得你死我活，然后孙承宗被卷了进去，所谓的“铁杆阉党”

魏广微在魏忠贤面前把孙承宗要求进京面圣上报作战计划和申请经费的正常要求说成孙承宗要清君侧，于是北京城里上演了一出古代版“老狼请客”

，魏忠贤成了老熊，孙承宗成了老狼，魏忠贤跑去抱着天启大腿哭诉求救，硬是不让孙承宗进北京城。

等到魏忠贤干掉东林党，已经是天启五年的事，孙承宗的作战计划已经被耽误了一年多。

孙承宗发动攻势的决策在北京城里已经无法阻止了（孙承宗是天启的老师），辽饷斧拜集团便在辽西频繁做手脚，于是，辽西军中接二连三地出现乱七八糟的事：

从这一年四月，辽西的兵们就接二连三地闹饷，不仅是人闹饷，还捎带代表马儿闹马干（马料）：

户部主事杨呈秀揭：“据宁前道（袁崇焕）报，川湖兵以索饷杀人殴将，结队不散。

盖因马干二三分之短少，概称三月无饷，职全未给与也。

若不预呈，或疑职不速发，取祸非轻，不得不一言以明之。”

本朝南京军区司令许和尚说：“没有打不得的兵，只有打不得的官”

。

意思就是，只要各级军官动员到位，愿意打，他们就能把士兵动员起来，士兵不想打仗，根子就在军官身上。

说穿了，兵们是不想打仗没错，而辽饷斧拜集团更加不想打仗，旁的不说，袁崇焕就没起什么好作用，他之前杀杜应魁，后来杀毛文龙，手段歹毒狠辣，他要真愿意打仗，有的是手段收拾下面的丘八。

孙阁老的军中阅历自然比不上从小兵当起一直当到兵团司令的许和尚，他被以袁崇焕为代表的腐败官僚操纵的闹饷丘八耍得团团转，赶紧向皇帝要饷：

大学士孙承宗题川湖兵难约束：“四月中，有前屯戢武营之纷噪；七月以来，宁远游击徐琏报称所统川广兵绕宁前道（袁崇焕）呼号矣；松山参将樊应龙报称宁武营所统南兵闭城门矣，又报乔桓所统武中营系去年招募，三月抵关，迄今未领一钱，众心彷徨，仍作偶语。

乞念危边，将饷银立赐给发，庶人心可定，臣卧病右屯，谨力疾以请。”

除了闹饷，就是朝中一大帮五毛美分变着法地弹劾孙阁老的黑干将马世龙：

道友“王者不臣”

在他写的《逆史读袁》里统计了一下偷袭耀州前后几个月弹劾马世龙的奏章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