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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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三十二章 吃两头（第1页）

话分两头，在徐卫领兵驶往波斯的时候，同盟会却有了新的动作，他们在孙文的指导下准备在国内再次发动一次起义，此时距离去年的河口起义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河口起义失败的阴影依然没有完全散去，加之日本由于徐卫的连番打击已经没有继续支持同盟会的财力，所以这次的起义在策划上显得有点仓促。

作为同盟会的总理，孙文也是亲历过多次起义的老人，他自然知道在此时枪械还没有准备齐全的情况下起义无异于火中取栗，但他却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主要是迫于徐卫的压力。

连番的倒孙运动让孙文在同盟会威信锐减，纵然有组建同盟会最重要的元勋黄兴的支持，也引起了很多会员的离心离德，同盟会的组织也日渐涣散，更为严重的是徐卫的强势崛起，让国人看到了另一种推翻满清的希望，尤其是徐卫连挫日本和满清两国的锐气。

此时新澳港的思想和文化侵袭已经深入到同盟会的内部，许多坚定的同盟会原都有了离开日本前往新澳港的想法，这让刚刚排除异己主持同盟会工作的孙文心急如焚，于是为了留住那些优秀的革命者，他决定再次在国内发动一次起义。

从满人入关开始，清政府在南中国的统治就比较薄弱，尤其是像云南、广西这样的西南边陲之地，这也使得这些地区会党和地方势力比较雄厚，经常发动一些造反的事情。

在国内，只要是有点见识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不管是之前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之后同盟会的各种起义，大多都是从这里发起。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以及去年的河口起义，但这些起义很快都被清政府镇压了。

在这些起义中，党人所依靠的主力仍为会党。

但自去年的河口起义失败后，他们感到会党组织涣散。

难于节制，转而以运动新军为重点，而同盟会在发动西南边境起义时，部分革命党人已投身新军队伍或各军事学堂，着手运动军队，这也是同盟会最主要的军事基础。

西南边陲民风彪悍、不服王化是孙文连番发动起义的基础，但民风彪悍的边民在起义中的行径更多的像是土匪，这也是起义不能够成功的原因所在。

于是为了组织一支用思想和文化武装起来的起义力量，孙文再次将目光看向了广州。

晚近广州，既是政治革命的发祥地，也是文明转型的试水区，鸦·片战争后，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各种西方商品输入广东，并以其物美价廉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至此洋货逐渐充斥了广州的市场。

就拿不批来说，据粤海关十年报告称。

在广州贸易区最受欢迎的布料依次是白色洋布、本色洋布、洋标布和擦光印花布，据说这些大宗布料被广泛用来做内衣。

除这些穿的东西外，吃的有洋酒、洋糖、牛肉干、牛奶、面粉等。

用的有煤油、肥皂、火柴、洋钉、洋伞、钟表，甚至还有沙发、扶手椅、弹簧床等等不一而足。

20世纪初，西方传来的电影在都市中已经普及，成为市民娱乐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新品种，西式照相术也大受欢迎，照相留影成为广州人一项时髦的消遣，西方舶来品改变了广州人的生活习俗，使用洋货成为时尚的潮流。

在广州这个通商口岸，买办较多。

他们是最早接受西方生活方式的一批人，说洋话、用洋货、住洋房、信洋教。

取一个洋名字，送孩子上洋学堂。

由于他们比较富有，对社会价值取向有一定的影响力，西方生活方式渐成人们羡慕的对象，人们在互赠礼品时也把洋货作为希罕的赠品。

习俗的改变对观念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人们在接触西洋器物时改变了对西方蛮夷的看法，从惊奇、赞赏到羡慕、模仿、学习，社会心态从仇洋转向崇洋。

这在后世的国人看来都是一些负面的事情，但这恰恰却是国人开始正眼看世界的基础，也是动力。

鸦·片战争后，西方宗教在广东的传播并不顺利，《中法条约》规定归还天主教教产和容许传教士随便租地，致使法国天主教横行霸道，激起广东人民的反教斗争，义和团运动后，一方面中国仇教势力受到压制，另一方面教会也因义和团事件而进行了反省，教会本色化呼声日益强烈，与民众矛盾较为缓和。

信仰基督教的广东人，除了一部分是吃教者外，不少是由于对西方文明的羡慕、向往而入教的，据冯自由统计，兴中会成立前，直接参与孙中山密谋反清者有十五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而早期兴中会会员和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多为基督教徒。

除此之外，一些有功名的儒生也加入教会，如一八六六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的钟荣光，中过举人，参加过戊戌维新运动，一八九八年，他因吸食鸦片成瘾，求助于教会医院想改掉这一恶习习，从此他皈依了基督教，后来成为广东第一所基督教大学岭南大学的第一任华人校长。

洋人在中国开办基督学校打的是宗教入侵的方法，一边能够在思想上奴役中国国民，但不管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所建立的基督学校确确实实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这些人以迥异于普通国民的做派引导国人正眼看世界，当然这还要得益于基督学校那种不同于中国教育的教育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孙文最拿手的演讲。

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广州本地社会相对缺乏普遍性的聚众演讲人际交往方式，由于传统社会出于地方秩序和治安稳定的顾虑，对于诸如此类的民间聚结形式是予以种种限制的，而面向大众的演讲风习的正式形成，则与西方传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传教士不仅把演讲的风习带到广州。